在同一次參議院聽證會上101，奧斯特霍爾姆在被問及美國城市應如何應對生物恐怖主義時，憤怒說道：“沒什麽比這個問題更讓我害怕的了……今天，不法分子用帶有天花的噴霧裝置襲擊了這個國家的主要建築，它可能很快就會遍布全國。華盛頓特區的態度是防範生化襲擊，但給國民警衛隊撥款3億美元對生化恐怖主義毫無幫助。關鍵是當地的公共衛生。”
美國疾控中心的經濟學家馬丁·梅爾澤解釋說：“我想確定的是，要做好計劃、準備和預防這三項工作，到底需要投入多少錢？”
為了厘清這個問題，出生於津巴布韋的梅爾澤設想了一個隻有10萬人口的小城市：在一個寧靜溫暖的夜晚，一架作物噴粉機，裝載著3種致命細菌—炭疽杆菌、布魯氏菌和土熱菌—中的1種，然後一團微生物籠罩了整個城市，每個人都暴露在致命的空氣中，會發生什麽？
梅爾澤發現，這種可治療細菌性疾病帶來的攻擊，無論是從生命的損失還是社區的損失來看，其嚴重程度都取決於當局如何迅速地做出反應，以及如何迅速地向民眾分發預防性抗生素以防範個體感染生病。
“延遲治療的代價，對於炭疽病來說，也就是沒做預防準備的代價，”梅爾澤解釋說。“如果你等到第6天（發病後）才開始預防計劃，相對從第1天開始，二者的死亡人數的數目差別是，如果第1天是5000，那第6天就是3.5萬。”
梅爾澤的假設過於樂觀了—醫生確診了外來疾病，采取理想的治療方案，而醫院的費用又很低。如果地方當局決定對人口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他們可以明智地選擇最理想的藥物，也有現成的供應。梅爾澤也承認，這個假設“有點樂觀”，盡管如此，他們卻清楚地說明了拖延的代價，以及通過快速反應挽救的生命數量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