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我們今後做什麽呢？隻要有可能，那就堅持業已證實的事實——千萬不要忘記，如果有人要改變觀察問題的方法，這些事實是可以改變的。
——奧爾德斯·赫克斯：《加沙的盲點》
《邂逅》（Encounter）雜誌（1953年至1990年印行）在戰後的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該刊之活躍、熱鬧，堪稱文壇上的一次雞尾酒會。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該刊發表了她的著名文章《英國貴族》，尖銳而又妙趣橫生地分析了英國上層階級和非英國上層階級之間在道德觀念上的區別。該刊還發表艾賽亞·伯林的《非凡的十年》，4篇有分量的論俄國文學的文章，弗拉基米爾·納勃科夫論普希金，歐文·豪論伊迪絲·沃頓，大衛·馬昆德（David Marquand）的《自由的複蘇》，豪爾赫·路易斯·博爾格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說，理查德·埃爾曼（Richard Ellmann）、賈拉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W．H．奧登、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伯特蘭·羅素、赫伯特·裏德、修·特雷弗-羅珀等人的評論文章。這些人都是《邂逅》雜誌刊行的幾十年中最出色的思想家。這本刊物在英國、美國、亞洲和非洲都享有讀者群。它關注的文化問題無所不包，但是奇怪的是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卻緘口不言或觀點曖昧。該刊討論的所有問題顯然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反共冷戰思維。該刊從來沒有做到收支平衡，一直有著巨額赤字，如果要消滅赤字，非增加一倍發行量不可。這本刊物充滿智慧，但其肆意揮霍卻與情報界保持密切聯係有關。邁克爾·喬斯爾森稱之為“我們的一筆巨大財富”。
戰後經濟緊縮導致西裏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的《地平線》（Horizon）於1950年停刊，隨後就是約翰·萊曼（John Lehmann）的《企鵝新作》（Penguin New Writing），《倫敦雜誌》（London Magazine）則財政狀況拮據，而F.R.利維斯（Leavis）的《觀察》（Serntiney）盡管得到洛克菲勒的慷慨捐贈，也差一點停刊。隻有《新政治家與國家》興旺發達，每周發行量高達85000冊，雖然有人企圖搞垮它，但這本刊物明顯地恢複了其強大生命力。喬斯爾森向《二十世紀》提供補助就是破壞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家刊物與英國文化自由學會一道，既拿到了錢也接到了指示，要它們“同《新政治家與國家》進行一場長期的爭論”。1中央情報局對1950年英國在柏林大會上不光彩的表現一直耿耿於懷，急切地想衝破英國中立主義的霧障，因為正是這種霧障迷住了英國知識分子的眼睛，以致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那些靠近《新政治家》的人尤甚。金斯利·馬丁（Kinsley Martin）的雜誌對徹底背離莫斯科的社會主義觀點表示不敢苟同，這深深地刺痛了美國的冷戰鬥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