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藝術家必定是反動的，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反對他那個時代的常規而不是隨波逐流；他必須進行一點反抗。
——伊夫林·沃
我選擇西方。
——德懷特·麥克唐納
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1951年成立於紐約。委員會背後強大的支持者是悉尼·胡克，他成為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據勞倫斯·德諾夫維爾說，他也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位“外聘顧問”。另一名紐約市立學院的畢業生歐文·克裏斯托爾擔任執行理事，從而獲得年薪6500美元。1954年索爾·斯坦因接替他的職務，其時年薪提高到8500美元。他是直接從美國新聞署來此任職的，在新聞署，他工作的單位專門從事意識形態分析。美國自由文化委員會作為代表大會正式的下屬機構，也要反映其總部的自由主義者與中左派廣泛的聯合。但是，雖然代表大會能做到將凱斯特勒這樣的強硬路線積極分子排斥在外，卻對美國委員會無能為力。結果美國委員會很快就分裂成溫和分子和好戰分子兩大派。賈森·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解釋說：“在那個年代，你對待共產主義不是強硬，便是‘軟弱’，兩者必居其一。”愛潑斯坦還記得戴安娜·特裏林（Diana Trilling）一副欲火中燒的神情，“在一次飯局上，站在利奧奈爾（Leonel Trilling）的座椅後麵說：‘你們這些男人，我都嫌你們不夠硬3！’這些人實在可笑，真是一批井底之蛙。”1
同特裏林夫婦一道生活在這個井裏的是一個保守派知識分子的強大組合，其中有詹姆斯·伯納姆、阿諾德·貝奇曼、彼得·維雷克（Peter Viereck，其父曾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同情者）、藝術評論家克萊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以及《評論》（Commentary）雜誌的編輯、有關共產主義的非正式顧問埃裏奧特·科恩（Eliott Cohen）。這批人被稱為“上西區（Upper West Side）的基布茲”(1)，另外再加上魯斯出版集團的一些經理們。不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講，他們都是一批傲慢的反共分子。歐文·克裏斯托爾回顧道：“像貝奇曼和特裏林夫婦這樣的一些人都是狂熱的親美派，戴安娜·特裏林尤甚。他們認為我們這些人沒有盡到責任，沒把事情辦好。戴安娜攻擊起來尤其尖酸刻薄。”2另一位局內人回憶道：“在許多美國人中間，有一種狂熱的優越感。他們覺得，我們打贏了這場戰爭，現在我們要按我們的方式來重組歐洲。這批人大都是來自紐約身佩手槍的人，他們總以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不願與我們同流合汙，而我們這些人則是格調甚低的綏靖主義者。有幾個人甚至認為代表大會已經遭到共產主義者的滲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