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這本書花費了我五年時間，回想起這段歲月真是百感交集。由於某種不便說明的原因，我主要在每年春季和夏季的幾個月裏做檔案研究，這期間我要長時間封閉在冷光燈和恒溫空調構成的空間裏。在堪薩斯州的阿比林，當我從艾森豪威爾圖書館驅車趕回汽車旅館時，正好看到太陽從地平線上徐徐落下，映襯著旁邊座位上一堆搖搖晃晃的複印件——這就是我今天的收獲，全是寶藏（魔法器？）和隻有我能找到的運勢圖。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從哈裏·蘭塞姆人文學科研究中心(1)通往我在鬧市區的陰暗住所的立交橋上，塵土飛揚、車流不息的路邊，我是黃昏暮色中唯一步行的路人。在這家汽車旅館中，所有浴塞都被拔掉了，以防止有人在洗澡水裏接入吐司爐或其他電器而自殺。當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自殺，但是由於長期遠離塵世，有時確實能感到，從深遠時空中發出的對我事業的譴責。
也有心情愉快的時候，比如一張本來隻是匆匆一瞥就放下的紙片，忽然從中意外發現了什麽寶藏，讓我高興得直拍桌子。這些偶然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基礎研究比在線搜索更重要。如果說，當整個世界似乎都在享受戶外日光浴時，沉浸在滿桌子檔案資料中的我也能體會到什麽樂趣的話，那就是：在錯綜複雜的關係線索中不斷發現的樂趣。這些線索不會越來越疏離分散，或形成難解的死結，而是越來越緊密關聯，形成清晰的“證據鏈”。
隨之而來的是擔心。當我把成捆的文獻資料打包郵寄回家時（實在是太多了，無法隨身攜帶），我常常擔心它們誤入歧途。因為航空郵件太貴了，隻好選擇普通郵寄，這讓我總是比它們早幾個月到家。最終，每個包裹都按時送到了。這些資料越積越多，在我床底下的箱子裏保存了許多年，直到伯明翰大學美國和加拿大研究部的斯科特·盧卡斯（Scott Lucas）教授好心地同意取走它們。相比以前的情形，在他那裏翻檢這些資料要方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