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是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我總是帶著我的累贅而又不起眼的行李——一大堆破爛紙箱四處奔波。我能夠帶回整整一個商隊的戰利品，都是因為有許多好心人幫助我，他們接待了我，為我提供資料，還讓我不受幹擾地工作。為此，我要感謝伊麗莎白·卡特賴特-希格尼特（Elizabeth Cartwright-Hignett）、弗蘭克·達貝爾（Frank Dabell）、尼克·休爾（Nick Hewer）、厄薩·基特（Eartha Kitt）、赫繆恩·拉布隆-約翰遜（Hermione Labron-Johnson）、克勞迪婭和馬塞洛·薩洛姆（Claudia and Mareello Salom）。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Ann Pasternak-Slater）和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不斷地鼓勵我，增強我的信心，對他們，我懷有特殊的感激之情。通過他們，我得以在紐約會見了本·索南伯格（Ben Sonnenberg），他既博學又熱情，我對他也是深懷感激。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為我寫了推薦信，並不吝為我那不夠嚴謹的初稿修改潤色，從而使之順利地獲得通過。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得到卡門·考利爾（Carmen Callil）的支持時雖然寫作已進入後期，但那時我信心不足，正是他的支持啟發了我，幫助我找回了已喪失的信心。傑伊·韋斯伯格對我的幫助無可估量，我作為一個電影史學家，在他麵前，無論在學術水平上還是知識麵的廣博上，我都自愧弗如。此外，我還要感謝那些成為此書合夥人的人們與我一道分擔了種種艱辛，他們都承受了，而且還不失幽默。他們是我這本書的編輯尼爾·貝爾頓（Neil Belton）、我的代理人費利西蒂·羅賓斯坦（Felicity Robinstein）、格蘭塔圖書公司（Granta Books）的全體工作人員、新出版社的傑裏米·巴格勒（Jeremy Bugler）、托尼·卡什（Tony Cash）、托尼·卡魯（Tony Carew）、勞倫斯·西馬諾維茨（Lawrence Simanowitz）和安德烈·希夫林、貝爾多克，萊文和霍夫曼公司（Beldock,Levine&Hoffman）的梅爾文·伍爾夫（Melvin Wulf）。我還要為麥當娜·本傑明（Madonna Benjamin）、佐薇·赫勒（Zo? Heller）、康拉德·羅伯（Conrad Roeber）、多米蒂拉·魯弗（Domitilla Ruffo）、羅傑·索納姆（Roger Thornam）和邁克爾·懷裏德（Michael Wylde）的友誼和耐心向他們表示感謝。如果沒有我的母親朱莉婭·斯托納（Julia Stonor）和我的兄弟亞曆山大·斯托納·桑德斯（Alexander Stonor Saunders），那麽我寫作以外的生活就走入絕境了。對於他們給予我的鼓勵，充滿愛心的支持，始終不渝地為我鼓勁，在此，我雖然不免感到羞愧，我還是要向他們致以最深切的感謝，並將此書獻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