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思想僵化了。
——大衛·布魯斯
1967年多災多難的夏天過去之後，尼古拉斯·納勃科夫從法菲爾德基金會收到了一筆數額為34000美元慷慨的財政結算款，移居紐約。在亞瑟·施萊辛格的幫助下，在市立大學謀得一個教席，講授《不同社會環境下的藝術》課程。納勃科夫和斯蒂芬·斯彭德之間有時說些閑話，談到他們以往的一些同僚，開玩笑說要寫一本“果戈理式的滑稽小說，講一講某個人，且不管他做了些什麽，他的老板是誰，總之，他發現一直是中央情報局在給他錢。”11972年，他們之間發生了一次小小的口角。艾賽亞·伯林勸納勃科夫不要計較，說“讓他去吧”。1976年，這位作曲家半開玩笑半威脅性地說他要寫一本書，書名就叫“中央情報局的黃金時代”。柏林讓他小心，勸說納勃科夫不要發表他的有關代表大會的回憶錄：“如果你是當真的，那麽我就要嚴肅地勸你別做這件事。一個人的記憶並不可靠，況且這個題目至少也可以說是敏感的。我想你大概不願意讓你的後半生成為無休止爭議的焦點吧……所以我鄭重地勸你不要去闖這個地雷陣。”2
許多人都不願檢討過去。斯彭德與納勃科夫1972年發生爭吵，後來兩人言歸於好，在斯彭德的日記中有所記載。1976年3月，他參加了法國駐紐約領事館授予納勃科夫勳級會(1)勳章的授勳儀式，他寫道：“法國領事發表了講話，對納勃科夫生平的敘述充滿了喜劇性。在整篇講話中，他始終把納勃科夫的‘創作生涯’和‘職業生涯’分得很清楚。盡管在講話中也提到了他操辦的那些藝術節，但是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卻被巧妙地回避了。在這種場合，法國人慣於講一些辭藻華麗的空話，但這次講話卻如此清晰精致，還真需要有點真誠才能辦到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