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醜惡的世界上，一切善惡是非，都要看你透過什麽顏色的玻璃去看它。
——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1)
自1967年發生這一係列事件後直到1968年，喬斯爾森一直處於心力交瘁的狀態，每天都經受著他以往所做的一切給他帶來的迷惘和痛苦的折磨。印度文化自由代表主席賈拉普拉卡什·納拉揚寫道：“我總弄不明白，一個信仰自由的人，生活在開放的社會中，講究的是方法和目的的一致，怎麽會認為接受一個國際間諜機關的錢是正當的。僅僅從代表大會一直是在獨立運作這一點來評價它是不夠的……中央情報局一定認為它所做的一切對它來說是必要的。”1K．K．辛哈（Sinha）在他的辭職信中說：“如果我早知道……巴黎總部裏藏著一顆定時炸彈的話，我根本不會碰代表大會的。”2對有些人來說，他們要同真的炸彈打交道：在日本，一名代表大會的積極分子的房子被炸了，他不得不向警方尋求保護。在烏幹達，《轉變》雜誌的編輯拉賈特·尼奧基（Rajat Neogy）剛想到他的刊物“說不定”會遭到破壞，他就被捕入獄了。
戴安娜·喬斯爾森說：“有人成了真正的犧牲品，邁克爾為此感到痛苦，悔恨，有時竟懷疑他參與這些事是否正確。耶穌會的教義是‘隻要目的正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正確的’。我們對這一信條曾產生過動搖，但是最後我們還是都認為我們是正確的。但是有些人的名譽受到損害還是讓他深感痛心。”3約翰·亨特說：“由於我、邁克爾以及其他人的主張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在印度、黎巴嫩，在亞洲和非洲，許多男男女女投身於代表大會並與之共命運。當時，這批人都發現自己被卷入了漩渦之中。我也知道其中有許多人因此而蒙遭不幸，而且任何高明的策略和辯解都無法彌補他們所受到的損害。他們把自己的名譽和身家性命都搭上了，這一點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種精神上的尷尬境地，不是用一句‘生活原本如此’‘曆史在捉弄我們’之類的話就能消解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我還願意從頭再來一次。一個人的一生可能有遺憾，但是這一切都是值得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