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父親朱鬆生前清正廉明，因而在去世時並沒有給妻子孩子留下什麽家業。朱熹與母親、幼妹寄身於他處，無論生存和發展都需要用到錢。但是，朱家目前的積蓄十分有限，隻能維持短期內的基本生活，總是依靠他人也不是長久之計。雖然朱熹的母親也會做一些零工來貼補家用，但無論如何，日子久了，就必須有固定的經濟來源。然而，家中唯一的男丁是隻有十五歲的朱熹，這個艱巨的任務便落到了他的肩上。
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朱熹作為士人，他唯一的出路便是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當然，三位先生也深深懂得科舉對於朱熹的重要性，因而他們不得不把應舉的需知應會作為主要內容進行教授。當務之急，就是盡他們所能將朱熹培養成為一名合格的舉人。
有了明確的目標，為了使朱熹應舉成功，三位先生督課的主要內容便是詩賦、程文，因為這是舉業的基本功。其中，程文是科舉考試時由官方撰定的或錄用考中者所作的作為範例的文章。朱熹找來許多出色的程文認真閱讀，並從中總結其特點，以便指導自己的寫作。同時，朱熹還在詩賦、策論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研習了大量的程文後，朱熹便開始模仿，並嚐試寫出了許多策論等科舉應用文。到了晚年朱熹回憶起這段時光也曾提到，雖然隻是完完整整地寫過少數的舉文，但是對於科舉考試的要領早已遊刃有餘了。
年少時窘迫的經濟條件，迫使朱熹對舉業產生強烈的需求。然而，隨著知識的積累、見識的提高，朱熹發現自己學習的真正興趣根本不在舉業，他此時已經深深明白“為己之學”的重要性。所謂“為己之學”，強調一個人的學習主要是為了要提升自己內在的修養水平，並且增進自己的學問；其本質是探討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的問題，而舉業卻看起來有明顯的功利性。最終，強烈的求知欲，把朱熹引向了聖經賢傳。在朱熹的這一轉變上，劉子翬起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