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中國經曆了險象環生的追捕，逃離中國本土，接著他又熬過了海上旅程的寂寥，終於登上日本海岸。
初抵日本，梁啟超下榻東京牛込區馬場下町，飲食起居均由日本進步黨提供。加之梁啟超出逃時隨身帶有一些銀兩，生活也就較為方便，尚無困苦之虞。
要說有些不自如的地方，則主要是言語不通和難得與誌士同仁交往、與文人詩友聚會，為此，他常常感到寂寞。
不久，康有為也來到日本，這使梁啟超又驚又喜，師徒二人劫後重逢，不禁熱淚盈眶。
康有為此行帶來了梁啟超家中的消息：在梁啟超出逃之後，清廷的兵丁奉旨曾到梁啟超的家鄉，在新會茶坑村查抄，他們鎖拿親族，搜刮財物。
在危難之時，梁啟超的妻子李蕙仙毫無懼色，義正詞嚴地指斥清兵的暴行。為防再生不測，梁啟超的父親即刻帶領全家逃往澳門避難。
梁啟超得知晝思夜想的家人受自己拖累而遭罪，深深的愧疚和悲哀湧上了心頭，但是親屬們遭此大難仍安然無恙，他又感到一陣欣喜，特別是妻子李蕙仙的深明大義，對自己的事業如此理解和支持，他更是感到莫大的安慰。
梁啟超與家人取得了聯係，夫妻間遂飛鴻不斷，相互勉勵。
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成為梁啟超事業追求的重要精神支柱。
在逃往日本的海程中，梁啟超曾反複思量，如何爭取日本政府繼續支持戊戌變法後中國的維新事業，改變“皇上幽囚，誌士慘戮”的局麵。
為了贏得日本各界的同情和理解，康有為在日本作短暫停留期間，與梁啟超一起廣交日本朋友，與犬養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等頻繁來往。
1898 年10 月26 日、27 日兩天，梁啟超出麵連續拜見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誌賀重昂，進行了筆談，希望日本政府聯合英、美等國共同對慈禧太後施加壓力，迫使其歸政光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