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之行大有作為
1917 年底，梁啟超辭去了財政總長，感到如釋重負。他回到自己的書齋，品一口烏龍茶，再點燃一支紙煙，環顧室中四壁裝滿書籍的書櫥，心中掠過一陣陣很少有過的輕快。
回國五年來，難得有這樣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梁啟超又撿起自己素來鍾情的學術撰述，一頭紮進對碑刻的研究，兩三個月下來，一批金石跋、書跋草就。
剛入夏，梁啟超便開始著手撰寫《中國通史》。梁啟超對文學情有獨鍾，早在1902 年，他便在新創辦的《新民叢報》上寫道：世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
梁啟超認為中國舊文學，至少存在諸多問題，因而其鼓吹“文學革命”。用新的觀點寫一部《中國通史》，這是梁啟超的夙願。
梁啟超主張，當今史家應重在敘述民族與民眾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進化之情狀；應揭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的“公理公例”，最終達到教育團結國民，激發民眾愛國心，推動社會進步之目的。
為鑄造一麵社會進步的明鏡，為掘通一處愛國主義的源泉，梁啟超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寫作，寫成戰國前各卷的十多萬言。
梁啟超修史，是為了中國的現在和將來。在寫作中，他又何曾忘記世界格局的走向以及這種走向對中國的影響。梁啟超已經去過美洲，現在，他比任何時候都想去歐洲看看，寄希望通過對近代西方文明的發源地進行實地考察，或許能真正尋求到療救國家的良方。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各國都組成陣容強大的外交使團準備大幹一場，圖謀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中攫取更多的利益。
而中國僅派出了一個由五人組成的代表團。這種形勢促成了梁啟超的歐洲之行，同時又讓梁啟超感到這次邁出國門，使命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