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用了很大精力籌劃辦一所學校。他一直感歎人才的匱乏，所以，至少在歐洲考察期間就有了辦學的打算。
張東蓀幾次寫信，都提到“學校計劃，尤望進行”。但苦於經費不能落實，辦學一事不得不緩議，張君勱甚至建議，與其自辦大學，不如到大學裏去做教授，“隻求灌輸精神”，不必負辦學的責任。
至於梁啟超，“於編纂雜誌之外，在北方學校中居一教習地位，亦計之得者也”。
沒想到中國公學主動找上門來，這給了梁啟超等人新的希望。
梁啟超自歐洲回國，剛剛抵達上海，中國公學就把他請去做了一次演講。
提起梁啟超與中國公學的關係，可以追溯到這所學校創辦之初，它的校董和曆屆校長，幾乎都是立憲派或進步黨一流人物。當時在任的王敬芳，同時兼任河南福中煤礦總經理，兩頭顧不上，頗費心力。
在他得知梁啟超有辦學的打算後，很想把校長一職讓出來，請梁啟超擔任。他以為，憑借梁啟超的大名，一定能使中國公學走出困境。
但是蔣百裏卻反對梁啟超當校長，他在寫給張東蓀的信中說：
任公萬不可當校長，難道當了總長後，別處不加一長字，就算辱沒了他？任公惟做講師，才把他的活潑的人格精神一發痛快地表現出來。
梁啟超果然沒有接受中國公學校長這個職位，而是如蔣百裏所願，真的就去做了一個“講師”。
1921 年秋天，他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到該校主講《中國文化史》。當時，他有個很龐大的計劃，想用三四年時間，“創造一新史”，所用方法“悉以各學校之巡回講演成之”。在南開講了一學期，所得即不久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曆史研究法》，並以“《中國文化史稿》第一編”為副題。
此外，在10 月至12 月期間，他還應京、津各學校之邀，做了多達7 次的公開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