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3 月，梁啟超從歐洲回國後，信守離開政壇和官場的諾言，潛心於著書、講學、文化交流，雖然對“政治興味”未嚐稍減。也就是說，在人生所剩不多的歲月裏，梁啟超仍然是一個非常關心政治、關心社會、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但所取的方法卻是他的最長處——坐而論道或命筆為文，以其著名學者和天才著作家的身份發出聲音。
梁啟超敏銳地感到，出國一年，中國更加動**了。為列強操縱的軍閥相互打得死去活來，一片混戰聲。另一方麵，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已經從寒冷的北方，踏過冰河雪原，帶著絲絲清新的冷氣，滲入了中國大地。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則是從危機與機遇的裂縫中迸發出來的呼聲，從此新文化浪潮更加勢不可擋，各派政治力量組織團體，創辦報刊，提出了療救中國的各種藥方。
梁啟超是不甘寂寞的，他的通過社會改革最終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理想，沒有一天動搖過，更不用說放棄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仍然反對“過激”的革命，而主張“舍生產事業發達外，其道無由”，即發展經濟。梁啟超還認為中國不能跨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而談別的主義，否則後患無窮。
1920 年的中國，混亂與活躍幾乎分不出界限，各種政團、各種主張充斥社會，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輕人的，卻是馬克思主義思潮、社會主義學識了。
梁啟超知道，1919 年“五四”以後，想繼續由自己來執中國輿論界之牛耳，已經不可能了。這自然是無奈的，卻又是不可阻擋的。梁啟超歎道：“我們老了！”
但梁啟超還是勉力為之，接掌《解放與改造》後，自1920 年9 月起更名為《改造》，梁啟超主編，在發刊詞中梁啟超的辦刊主張大致如下：
政治上謀求國民在法律上的“最後之自決權”。國家“以地方為基礎”，縮小中央權限，實行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