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年1 月，梁啟超結束了在南京的講學，臨行前，在東南大學發表告別演說，主題仍是“宇宙觀”和“人生觀”，以為當今青年學生不缺物質的刺激、知識的積累，所缺者，首先是精神，要救濟他們的“精神饑荒”。而救濟精神饑荒的辦法，他認為是在東方，即中國與印度的學問中。
其理由是，“東方的學問，以精神為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為出發點”。他的這種看法，不僅當時爭論不休，至今仍然爭論不休。倒也說明，梁啟超提出的問題，我們今天仍需回答，不管你的回答與他相同，還是不同。
梁啟超的著述、講學在其晚年生涯中占據了很重的分量，那些年，他與家人或朋友通信，常常提到在南開或清華講學的情形，以及準備講義的情形。他在一次寫給蹇季常的信中抱怨，那時他“滿腦裏都是顧亭林、戴東原，更無餘裕管閑事也”。
盡管他有時仍對政治問題表現出很濃厚的興趣，忍不住要跑出來發表意見，比如他對曹錕賄選總統一事不滿，直接寫信提出批評，勸他“勒馬懸崖，放刀成佛”，“吾誠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憐眾生”而已。
因此，“講課煎迫，著述百忙，有鯁在喉，非吐不快”。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對國家和國民負責任的表現，盡管後來招致曹錕的忌恨和報複，他也並不在意。
又如，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他表現得異常憤慨，除與朱啟鈐、李士偉、顧維鈞、範源濂、丁文江等人聯署發表共同宣言外，還寫了一係列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甚至直接致電羅素，希望羅素能以自己的聲望影響英國的輿論，為中國國民的流血犧牲求一公正的解決。
此外，像鬆坡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司法儲才館的經營管理，也花費了他的不少心血，但這一時期他最突出的貢獻仍以著述、講學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