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治學，廣博豐厚，時有新論，其涉及範圍之廣、其情感的濃烈、其常常化身其間的責任感，當世之下無人可比。後來人或有繼承梁啟超的，在他一生以文字構造的學海中探幽，是濤聲撲麵目不暇接之概；也有不以梁啟超為然的，把豐厚說成淺薄，以其“多變”而否定他光照千古的學術成就，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苛求了，近乎無知無識。
編輯《飲冰室合集》的林誌鈞在序文中說：知任公者，則知其為學雖數變，而固有其堅密自守在，即百變不離於史，是觀其髫年即喜讀《史記》《漢書》，居江戶草《中國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為文如《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及傳記、學案乃至傳奇小說，皆涵史性。
林誌鈞確是知梁啟超者。
梁啟超畢生的學術成就涉及關乎文化的幾乎所有領域，但無論文學、哲學、佛學、教育學、政治學、財經學、新聞學、圖書館學，均以史為經脈，如梁啟超所言，平生好學，以史為甚。
從埋頭著的典籍、稿箋中站起來，在書房裏踱幾步，抿一口茶抽一支煙小憩時，梁啟超常常自言自語：曆史是活的。
但他也會歎息，自覺人生緊迫，要讀的書、要寫的文章卻太多太多。在投身維新運動的20 多年中，梁啟超沉浮政壇，獻身民主立憲，為之服務的大量論著，剔除了應景的、趨時的一部分，也是他後來走向學術巔峰的基石，有的也同樣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啟蒙的不朽名篇，如《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
1925 年秋，梁啟超應清華大學之聘，為該校國學研究院導師，寫字台與講台依然是他最親密的夥伴，著述不斷，一如既往。在清華，梁啟超繼續是莘莘學子崇拜的偶像，與趙元任、王國維、陳寅恪同被譽為四大名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