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的歌劇開始受到觀眾的歡迎，主要還在他動人的樂曲，人們對他音樂的了解，並非是他所期望的那樣。後來，他這個薩克森皇家音樂指揮戲劇性地逃亡，使他名聞全德國。他成為新的、進步的音樂趨勢的象征，他的歌劇、他的論述以及越來越多支持他改革的人，加上他自己的宣傳，終於使一些人明白，普通的歌劇和瓦格納的歌劇之間有著基本上的不同。音樂像戲劇一樣，應該在同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活中占中心的地位。對於尊崇瓦格納的人而言，他代表著心智感性的深入與純化；對於批評他的人而言，他則成為對他們的標準的一種挑戰。
在所有支持瓦格納的人中，李斯特對瓦格納的幫助是最直接的。1850年8月28日，李斯特將《羅恩格林》推上舞台。李斯特要讓人們知道，瓦格納的歌劇要在德國劇院演出，並非不可能。此後，瓦格納的曲譜需求量不斷增加，他的歌劇分別在萊比錫、法蘭克福、威斯巴登、布雷斯勞、杜塞爾多夫、漢堡及裏加等地，或者演出，或是策劃演出，其中需求最多的是《唐懷瑟》。由於他是個“革命罪犯”，這樣的成功更是具有特殊意義。這些地方的劇院上演瓦格納的歌劇隻付一次費用算是買斷了，以後他們高興演出幾次就演出幾次。瓦格納靠歌劇得來的報酬實在太少了。
要了解瓦格納，也要研究他的理論著述。這些著述顯示出他在不同時期的藝術理想，直至最後的臻於完美。瓦格納研究希臘戲劇，對於希臘人“美”的意念，有特別的領會。這點在他藝術理想成形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影響力。
1849年11月，瓦格納在一間陰冷、昏暗的樓房裏，寫下了他的《將來的藝術創作》，獻給費爾巴哈。
費爾巴哈曾在柏林受教於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後來對黑格爾的議論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黑格爾所講的已經過時了。他以為基督教教義已經失去意義，人們需要有新的信仰，那就是去除了神性的人性，人們應該在自身的需求和渴盼當中尋得理想中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義。瓦格納寫《藝術與革命》，受到費爾巴哈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