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遠來看，吉卜林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他的短篇小說。在魯賓森接任編輯之前，吉卜林就已經寫好了一兩篇。他用夢幻般的句子描寫了拉合爾夜間和白天的景象，用同情卻並不感情用事的語氣記錄了一間鴉片煙館發生的事情，也有模仿愛倫坡式的神秘和想象寫成的故事。這些作品都刊登在1885年聖誕節吉卜林一家共同創作的《四重奏》一書中。
吉卜林一家人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商量為吉卜林的這些故事起一個概括性的名稱——《來自山上的簡單故事》。這期間，翠絲也為《軍民報》寫了一兩篇較為平實的故事，當然，後來並沒有收在吉卜林的專集裏麵。
駐印度的英國女士所感興趣的事情在吉卜林的小說中都有所體現，比如浪漫刺激的愛情、瀕臨破滅的婚姻等。
在這些早期的小說中，吉卜林並沒有體現出他的種族偏見。事實上，當時如果和一位不同種族階級的女人結合，一定會永遠破壞一位官員或軍人的前途。吉卜林明白自己沒有理由指責那些權威人士的種族偏見，不過，他對這些情人卻有著相當程度的同情，因為他們受著兩方麵種族的敵視。他對於那些能夠幫助這些情人克服種族障礙的人，也有著無限的尊敬。
在一篇小說裏，吉卜林還對英國人的種族偏見作了最刻薄的攻擊。他筆下的一位白人醫生在送走一個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孩後居然說：“這些小鬼，他們一點忍耐力都沒有。”從這些負麵形象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吉卜林多麽厭惡持有種族偏見的白種人。那個時代的吉卜林，從整體來講，似乎在為英國的殖民主義感到抱歉。
不久後，吉卜林奉調到加爾各答的記者站任職。在那裏，他看到了很多接受過歐洲現代化教育的當地人，並留心觀察他們。觀察的結果是他對印度的同情依然停留在有限的程度，並沒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