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
我以為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你不記得某些事情，不代表它們不會影響你。然而，這使我越來越提心吊膽。
婚後剛從紐約市搬到康涅狄格州時，我還沒有學會開車。每次我需要用車都是比爾負責接送。他的車是一輛漂亮的沃爾沃跑車，座椅幾乎貼著地麵，安全帶一條在肩上，一條在腿上，把整個身體都保護起來。在1969年，那還是相當先進的。
適應婚後生活不久，我就注意到，不管我們開車去什麽地方，每當係安全帶時，我就有一種強烈的恐懼，感覺會出車禍。我的心怦怦直跳，感到頭昏腦漲。我確定我會死。
我知道這樣想沒有什麽依據。比爾是個很好的司機，我也從未出過車禍。我的恐懼毫無道理。
即使我26歲了，我仍然遵守著在精神病院時為自己定下的第一條規定：不能說任何讓人覺得我瘋了的話。所以我沒有告訴比爾，我們開車外出時我坐在車裏會害怕死亡。在接受赫勒醫生的治療時，我也從未說過。我沒有跟任何人討論過這件事。結婚兩年後，比爾教會了我開車。完全學會開車後，那種恐懼感就不見了，之後我也就把這事拋諸腦後。
30多年過去了，在看完醫院記錄後的幾周裏，醫生對我性格和行為的描述，令我大吃一驚；電休克治療的次數令我錯愕。當我把這些告訴傑姬時，當年坐車的那種恐懼感又回來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沒有想過為什麽會有那樣的感覺，而現在又為什麽忽然出現？雖然我很迷惑，但傑姬和幾乎所有了解我青少年史的人都明白：係安全帶，讓我下意識地聯想到被綁在**準備接受電休克治療的情景。比爾會讓我死於車禍—他並不是有意為之，而是意外事故—這實際上是在重複我在醫院的原始場景：我會死在精神病醫生手裏的死亡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