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各國都競相籠絡軍事人才，一來可以自保，二來能夠吞並他國。所以所謂的“兵法家”變成了時代寵兒。
孟子曾責備惠王，說他為爭奪土地，不惜犧牲民命，強迫他們去打仗，並形容戰爭的慘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但是那些所謂的“兵家”，是非不明、善惡不分，隻是一味地幫助他好戰的君王去征討。他們隻懂作戰，想法取勝，從不想為何而戰。孟子對這些人深惡痛絕，說他們是罪該萬死的民賊。
“法家”則提倡重視法製，商鞅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發古。”他提倡以法製民，依法治國。韓非子集法家之大成，他說：“百人事智，一人事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老寡，則國貧……”法的運用，則分為三派：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術、慎到的重勢。
韓非子師承荀子，他認為勢、術、法都是帝王的工具，不能偏也不能廢止，他集三派之大成而自成為一家。
孟子時代，韓非之道還不是很盛行，但是商鞅之法已大行天下。商鞅在秦國實行了他的理想，使秦國日益坐大，最終吞並了六國。但是秦國當時的法令聽來讓人汗顏，例如“棄灰於道者被刑”、“斬一首級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之官，斬二首級……”。
孟子對繁雜、嚴苛的法令深表不滿，他力主“省刑罰”。孔子就曾主張“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呂氏春秋》中就有記述：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這是“重農、織社會”的由來。
“農家”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在上位者也與民並耕而食。政府設立的官職形態不便，但人人都需自食其力，誰都不能坐享其成。這種全民勞動提倡全國人民都沒有特權階級，人人都豐衣足食，個個明禮義、知廉恥，人與人之間沒有爭鬥、詐偽等。這個理想是好的，但是實行起來卻沒那麽容易，下麵就引述一段孟子與陳相的對話來了解一下孟子對此主張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