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潮流依然在向前發展，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入到拿破侖的時代。1805年10月，反法聯盟戰敗，神聖羅馬帝國如歌德所料般瓦解。德國境內的各諸侯國組成“萊茵邦聯”，成了拿破侖和法國的保護國。
歌德之前一直認為德國人民應該在科學與藝術方麵謀求發展，而不是在政治上一爭短長。多年後，他的學生和秘書就拿破侖時代對歌德提出了置疑：“在那偉大的時代，你沒拿起武器，同時也沒有因為國民的非難而受到影響……”
歌德回答：“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麽，或期望用什麽去說服他人，這是很愚蠢的事。我心中不存憎恨，為什麽要拿起武器？我也不再有青春的力量去拿起武器，如果我是20來歲的小夥子，我決不落人後，可是當時我已是近60歲的老人了……在戰鼓震天時，坐在屋子裏——這是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如果我身處露宿的營帳中，深夜聆聽敵人前哨的馬嘶聲，那麽也許我會熱血沸騰，投筆從戎。但即使我寫出戰歌，歌聲也會絲毫不帶戰鬥的氣息，我對戰爭的感覺是那麽遙遠，我無法裝出關心戰爭的模樣。在我的詩中，從未出現過煽動性的詞句，我不曾一成不變地將實際的事實寫成詩，或迫切地將埋頭苦幹的事寫成詩，我隻在戀愛的時候寫詩。更何況我心中沒有憎惡之意，怎麽能寫出憎惡的詩？坦白地說，我一點也不懷恨法國人，但我還是感謝神的安排，使他們最後歸於失敗。文化與野蠻才是我迫切關心的事，我為什麽要憎惡地球上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素養大部分也是得自於這個民族的文化，我怎麽能去憎恨他們呢？本來國民性普遍的憎惡，在文化最低的階層最容易發生，也最為強烈。教養達到某一程度的國民，他們的憎惡便會消失，並且對於鄰國國民的幸福與悲哀感同身受。而我就是屬於這一層次的，在60歲之前，我的這種觀念就已經固定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