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對莫斯科的新環境並沒有感到特別興奮，原因是他的思鄉病和憂鬱症已經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幸而尼古拉·魯賓斯坦既有耐心，而且能容忍，加上這時柴可夫斯基的身份已經由學生轉變為老師，因此才沒有遭受到太多的折磨與痛苦。
柴可夫斯基發現尼古拉富有同情心，且為人和善，又毫無他哥哥安東·魯賓斯坦那種高不可攀的態度，心中真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尼古拉雖然隻比柴可夫斯基大5歲，但對待這位新人，就如同父親疼愛兒子一般。柴可夫斯基寫信告訴弟弟說“尼古拉就像護士一般地照顧我”。尼古拉不但對他關懷備至，要他和自己住在一起，而且還送他半打新襯衫，並找自己的裁縫師為他量製禮服。
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時期，也建立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兩段友誼，一個是音樂學院的督學阿裏布列赫特，另一個是音樂學院教授，也是拉羅什的密友卡什金。另外，他還有幸結識了出版商尤爾根鬆，這個人對俄國音樂的前途極具信心，日後，柴可夫斯基的許多樂曲都交給他出版發行。
一開始，柴可夫斯基很擔心自己不能適應新的職位，不久即因日漸勝任教導工作而自感驚奇。他在1866年2月19日寫信告訴亞曆山德拉說：“我現在對莫斯科的生活已漸漸能適應，但是有時難免感覺非常孤寂。最使我意外的，是我的講授工作還能勝任，如今我極像一個老師。我的思鄉病已經好得多了，不過莫斯科仍舊是一個陌生地方；如果想讓我無牽無掛地在這裏住上幾年，現在還談不上，說不定我終生都不會這麽想。”
實際上，他的生活比信上所說的要愉快得多。他不但從閱讀《狄更斯文集》獲得了極大的樂趣，而且大部分的空閑時間還陪尼古拉涉足英國俱樂部。他日後的“嗜酒”與“能飲”的習慣，無疑都是在這時期養成的。在工作方麵，他隻修改過前一年做學生時所寫的兩首樂曲。魯賓斯坦兄弟二人對那首《C小調序曲》交相批評，柴可夫斯基在許多年後也承認它確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