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肯停留在美國的最後幾個月裏，遙遠歐洲的俄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十月革命勝利了。鄧肯對平民取得這樣的自由和解放，感到很高興。她穿著紅色的舞衣，不斷地跳著革命曲，想要喚醒那些被壓迫的民族。
不能建立學校的困境和那些孤獨、悲痛和失望的情緒使得鄧肯想要回到巴黎。那時候，鄧肯的朋友瑪麗剛從歐洲回到美國，並且打電話給鄧肯，鄧肯將自己的困境告訴她，她剛好有一個叫塞爾弗裏奇的朋友第二天要到歐洲去，她可以請求他帶鄧肯一起回歐洲。
鄧肯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第二天早晨便搭船離開美國。但是，不幸的事卻緊緊跟隨她，由於戰爭的關係，晚上甲板上不能開燈，鄧肯在船上的第一晚到甲板上散步，失足跌入一個15米深的縫隙，傷勢頗為嚴重。塞爾弗裏奇將自己的艙房讓出來供鄧肯使用，並且很和氣地照顧她。
在鄧肯眼中，塞爾弗裏奇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男人。和鄧肯過去認識的那些藝術家和夢想家完全不同，他的生活極為正常，他滴酒不沾。這讓鄧肯很驚訝，因為她無法想象一個人能從自身的生命裏得到樂趣，對她而言，生活隻能寄托於藝術和愛情，在未來中尋求一種短暫的快樂。但是塞爾弗裏奇卻能從實際的生活中找到樂趣。
抵達倫敦後，鄧肯的傷仍然沒有痊愈，又沒有錢到巴黎去，於是便租了一間房子暫時安身，並且分別發了許多電報向巴黎的朋友求助。不知是不是由於戰爭的緣故，並沒有得到任何回音。鄧肯在那間灰黯的屋子裏過了數星期憂愁的日子，她幾乎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孤獨地生著病，身無分文，學校解散了，戰爭的結束遙遙無期。她經常在晚上坐在黝黑的窗旁，望著外麵的空襲，盼望有一顆炸彈能掉在她身上，這樣就可以結束所有的煩惱。這時候的鄧肯，自殺的欲望很強烈，腦海裏不時浮起這個念頭，但是又總有某種力量將她及時拉回。在絕望中，鄧肯發電報給羅恩格林，也沒有得到任何回音。某位經理為鄧肯的學生安排演出，她們以伊莎多拉·鄧肯的舞蹈團的名義在美國演出，賺到的錢卻沒有分文寄來給她。鄧肯發現自己的處境愈來愈窘迫。直到後來的一次偶然機會，她遇到一個法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將她帶回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