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近衛文磨和德富蘇峰二人思想體係一致的曰本民間法西斯運動領袖北一輝在1923年出版了係統闡述其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國家改造法案大綱》，更是對湧動在曰本政治主流之下的這股暗潮做了最為露骨的描述：“大曰本帝國正麵臨內憂外患同時襲來的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國難”，要擺脫這場“國難”，就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支那、印度七億同胞，在我曰本扶導維持之外，實無其他自立之途。我曰本在50年內將有兩倍的人口增長，不能不尋求百年後可養二億四五千萬人口的廣大領土。”曰本為了“保護別的國家和民族”，“有主動開戰的權利，又對別的非法獨占廣大領土、無視人類共存之無道者開戰的權利……曰本積極向外發展的戰爭，並非隻是為了曰本的私利，而是一種正義行動，是為了促使別的民族積極地覺醒起來……英國是橫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國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的曰本，難道不能有在正義的名義下開戰的權利嗎？……在國內可以允許無產階級的鬥爭，卻把國際姓的無產者的鬥爭看作是侵略主義、軍國主義，這是歐美社惠主義在根本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北一輝的這些瘋狂思想後來成為曰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的政治思想綱領，曰本軍部的法西斯化、它的執掌政權、以及它所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無一不是實踐了北一輝的這一流氓無產者理論。當然，在元老一息尚存、重臣把持大權、政黨和國會仍能發揮有效作用的20年代，曰本的為政者尚可約束北一輝之流的這些瘋狂要求，采取與英美協調的“協調主義”路線，但華盛頓會議對曰本的抑製使得曰本軍方和擴張主義者清醒地看到，在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道路上，不排除美國這個障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