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過從甚密的那些年裏，我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接受的所有案子中，隻有兩件是通過我介紹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一件是沃波頓上校發瘋案。對於每一位機智且有見地的讀者來說，這兩件案子中的後一件顯然更值得討論。但是關於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一開始就非常離奇，情節過程又極富戲劇色彩，所以更值得記錄下來——盡管它幾乎沒有用到福爾摩斯向來推崇的卓越的演繹法。我知道這個故事已經多次登上報紙了，但是和其他此類案件一樣，簡短的篇幅，籠統的介紹，根本無法引起讀者的注意。我相信，隻有讓事實真相一點點浮出水麵，讓謎團隨著每一個新線索的出現而逐步解決才能引人入勝。盡管已經過去兩年了，但當時的情景還是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至今曆曆在目。
我現在要講的故事就發生在1889年的夏天，那時我剛剛結婚不久，並且重新從事醫生的職業。我最終還是“拋棄”了福爾摩斯，讓他一個人留在貝克街的房子裏。盡管我仍舊時常去看望他，甚至希望他可以改掉他的怪脾氣來我家做客。我的工作逐漸步入正軌，恰巧我家離帕丁頓車站很近，有的鐵路員工就會來我這兒看病。因為我治愈了其中一位的頑疾，他就不遺餘力地到處宣揚我的醫術，把每位和他有關係的病人都推薦到我這裏來治病。
一天清早不到七點的時候，女傭敲門叫醒了我，說有兩個帕丁頓來的病人在診室裏等著我。我急忙穿好衣服下了樓——據我所知，鐵路上來的病人都是十分緊急的病情。我下樓後看到我的那個鐵路老朋友走出了診室，緊緊關上了門。
“我帶他過來的，”他用拇指朝後麵一指，悄聲說道，“現在沒什麽大問題了。”
“出了什麽事？”我不禁問道，因為他的表現讓我覺得他在我的診室裏關了一個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