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比沉重地在記事簿上記下這最後的案件，以此紀念我親愛的朋友——傑出的天才歇洛克·福爾摩斯。從“血字的複仇”開始，我第一次隨同福爾摩斯一道破案，到“海軍的協議”一案——毫無疑問，由於這位天才的介入，他成功地製止了一場嚴重的國際危機——盡管我的敘述時斷時續，並且深覺描寫得遠不夠充分，但是還是竭盡所能把我們共同經曆過的冒險旅程記錄下來。我原打算隻寫到“海軍的協議”一案就停筆，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決不願提起那樁在我的人生裏留下永久遺憾的案件。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兩年，但我始終無法釋懷。然而，詹姆斯·穆利雅蒂上校近日動作頻頻，他接連發表了數封信件，為他那早逝的兄弟辯解。迫於無奈之下，為了維護福爾摩斯的榮譽，我隻能站出來，將事情的真相公之於眾。是非曲直，全都交由大眾雪亮的眼睛來審判。如今隻有我一人得知個中詳情，此時已到時機，秘密已經無法隱藏了。
關於此事曾有過三次公開的報道：一次是一八九一年的五月六日那一期《日內瓦期刊》；一次是一八九一年的五月七日國內各家報紙爭相轉載的路透社簡訊；最後一次就是我方才提過的那幾封信，它們都發表於近日。前兩次報道都過於簡略，而最後一次報道又極盡詆毀之能事，滿紙一派胡言。因此，既然我是唯一了解真相的人，那麽我有責任揭露出穆利雅蒂教授曾對福爾摩斯做過的邪惡勾當，將全部的事實真相公之於眾。
自從我搬離了貝克街，過上了美滿的婚姻生活，再加上婚後我重操舊業，開始行醫。無形之間，我和福爾摩斯之間那種親密的關係開始有些疏遠了。
當然，在他查案過程中需要某個助手時，他還會經常來找我。然而，這種情形愈發少見了。在一八九零年這一年裏，我總共隻記錄了三個案件。那年冬季和一八九一的春天，報紙上說福爾摩斯應法國政府的邀請，辦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在此期間，我曾收到福爾摩斯的兩封來信，一封來自納爾幫，一封來自尼姆。因此，我猜這回他肯定會在法國待上一段時間。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一八九一年的四月二十四號的晚上，他大咧咧地走進我的診所。讓我尤為震驚的是，他看上去更加憔悴和蒼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