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戰教團果然來了。
他們一共有二十幾個人，年紀都隻在二十左右，穿著草鞋，帶著健康的風塵顏色。領隊的是他們的團長方中允和副團長餘新之。方中允有四十多歲，高瘦個子，白淨麵皮，戴著近視眼鏡，操著帶有紹興土音的官話。他是一位有名的學者，自幼就鑽研著中國的古書本子像蠹魚一樣，立誌要追蹤乾嘉學者的後塵。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平津各大學過教授生活，被青年們看做是國學大師。“九一八”以後，他從書齋中猛然驚醒，思想開始轉變，開始和一些救亡青年們發生關係。隨後他接觸並且認識了新的哲學思想和拯救中國的道理，從乾嘉學派傳給他的純學術的牛角尖裏解放出來，變成了一個擁護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隨著國難的日趨嚴重，他更加勇敢地正視現實，主張抗日救亡，和北平的進步學生和教授的關係日益密切。由於有共產黨嫌疑，他曾經被國民黨當局“請”去過三次，甚至有一次硬是被“請”到南京，軟禁起來。由於他的學術地位，當局顧慮著社會影響，對他不采取公開逮捕。經學術界多人營救，三次都獲釋放。抗戰爆發前一年，北平的某大學在當局的壓力下將他解聘，他來到多風多沙的黃河南岸，在河南大學中暫過著沉默的教書生活。雖然他所講授的課程與現實毫無關係，但他的一舉一動，依然被那些愛關心別人思想的人們注意著，監視著，煞有介事地猜測著，使他連呼吸都感到十分窒息。學生們對他極其崇拜。那些讀死書的學生們崇拜他學問淵博，而關心現實的學生們在暗中更親密地圍繞著他。抗戰一爆發，任何有害民族解放的反動力量都暫時在愛國的**下動搖，亂了陣腳，於是方中允毫無留戀地放下古書，放下考證，在地下黨的要求下，在知識界從事救亡運動的領導活動，而他也熱情地、堅決地獻身給民族解放的神聖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