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師長闞大門離開之後，就開始分兵。接兵的幹部們亂作一團，將已經捆紮成包的我們的檔案又重新解開，分到幾個人的手裏，然後輪流地在新兵堆裏竄來竄去，按照闞師長的標準捕捉目標，而且剔除了羅圈腿和短脖子，還有兩個本來已經選上了，但是因為講話時露出牙花子，顯得嘴巴太大，所以又被重新趕回到大隊人馬當中。
經過大約半個小時的比較和調整，共挑選出了二十一個新兵，由李連長指揮，脫離了新兵大隊，單獨集中在人群的東邊。我不知道是有幸還是不幸也在其中，但我預感到是有幸的。因為我發現按照闞師長的標準提前挑出來的新兵，除了徐敬愛和另一個名叫傅廣征的河南兵看著不太順眼以外，其他的人要麽高大魁梧，要麽英俊瀟灑。闞師長命令把這樣的人集中在一起，明顯不是壞事。
在此之前，當陸軍是我們在路上就知道的，那時候心裏有點打鼓，不知道陸軍好不好。我在火車上認識了湖北兵武曉慶，這夥計最害怕當炮兵，而且不知道他是從哪裏得到的消息，說我們這批新兵當的是炮兵。在火車上他就嘟囔過，說這回倒了黴了，當炮兵要扛炮扛炮彈，那麽大的鐵家夥，以後落在我們的肩膀上，不死也得脫層皮。
武曉慶說這話的時候我有點麻木不仁。我在穿上軍裝的那天起就知道，當兵可不是好玩的，管他當什麽兵，肯定是要吃苦的。我抱定的原則，第一是聽天由命，第二是逆來順受，第三是見機行事。所以說那一路上我對一切都無所謂，既不像武曉慶那樣老是憂心忡忡，也不像胡林昶那樣疑神疑鬼，更不像徐敬愛那樣主動巴結李連長。這不是說我有多高的覺悟，因為我覺得在路上一切都不明朗，想得太多一點用處也沒有。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那批兵，尤其是那些特別機靈的，特別有心眼的，特別工於心計的，多數沒有太大的出息。譬如說徐敬愛吧，為了當技術兵，在新兵訓練的時候他就開始主動接近領導，拚命地打掃衛生，為了對付緊急集合，半夜不睡覺起來打背包；想學開車，操心操得夜裏說夢話。他能學開車當司機確實是他嘔心瀝血換取領導好感的結果。可是，三十年後，我探親回家，早已轉業在家鄉並且當了縣委副書記的張海濤組織老戰友吃飯，這夥計聽說後，連夜開著他的那輛早已超齡的破卡車，裝了一車白菜跑上海去了。我回去幾次都沒有見到他，據說他有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