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毫沒有必要隱瞞，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小說是如此的難寫。哪怕是在八十年代初的那種閉門造車或者說是勤學苦練的日子，也不曾有過腦子裏空空****、沒有一絲靈感、沒有一個詞語的時刻。
枯坐燈前，那種陰影還籠罩著我。特別令我不安的是，耳朵裏從早到晚一直嗡嗡作響，以至不得不用一個小紙團來塞住它，求得暫時的解脫和虛假的平靜，我知道，我不能寄希望於隨身帶著的二百五十顆中藥丸。其實，每一個藝術家都比醫生更了解自身疾痛。我知道，隻要自己能夠獲得一片寧靜，幾縷溫馨，沉重的生命就會變得輕靈起來。我恨那黑驢糞一樣的藥丸，可我不得不一日三次地用溫水服它。
五點鍾的山區，天黑得很，這兩年我走過各種各樣的路，可我還是第一次如此充滿信心，認為生命對於自己還是那麽有意義。我想起許許多多關於生命的哲理名言，為了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我將好好活下去，認真寫下去。
在我來到勝利鎮約一個月的一天中午，我剛上床準備稍事休息，窗外遙遙地傳來了一陣鞭炮聲，隨後又傳來了一陣陣的號樂聲。開始，我還以為是誰家的新郎娶新娘，待推開窗戶看後，才知是一隊送葬的人群。
正在看時，隊伍中不知是誰吆喝一聲，那八個抬著黑漆棺材的男人，齊刷刷地跑將起來，道路起伏不平，那黑棺材竟像一艘艦艇一樣在海濤中豪邁挺進，腳下踏起的塵土亦如那蒙蒙的水煙。
在那一刻裏，我的靈魂受到了強烈的震撼。直到他們跑過小鎮，消失在鎮子外麵的原野上，我仍於窗邊久久地佇立。
在那一刻裏，我實在不明白這究竟是不是一個生命的葬禮，在我看來它儼然是一種展示生命的慶典。舊的生命在新的生命的肩上不正是繼續在作一種強大的延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