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秋天，韓陌阡將自己的上述思想整理出來，寫了一篇洋洋灑灑四千餘字的論文《職業軍官論》，在北京一家軍隊刊物《探索與研究》上摘要發表了。這篇文章除了闡述他的學院派與營院派理論，還著重鼓吹了他的七中隊，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向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路。不妨舉例說明，某某軍區為了解決幹部青黃不接的現狀，通過嚴格的考核，從數千名帶兵練兵骨幹中選拔出四十多個優秀骨幹，組建了一個預提幹部（未來的軍官）培訓中隊。我認為這是一件十分值得重視的事情。留下那些骨幹的重要意義並不完全在於他們的技術，技術人人都可以學得會。也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對付戰爭，因為未來戰爭將在什麽時候和在什麽地方出現，我們還不知道。一支部隊的存在是需要強大的精神作為支撐的。這個培訓中隊是一個象征，它代表了從某某年代到某某年代三十多年間直接由士兵中產生的軍官的最高素質，它的成立是一次最集中的體現，也是最後的一次體現。留下他們，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留下一種士兵的奮鬥精神。而這種精神將隨著這個中隊的解體撒向部隊，像種子一樣，在部隊潛移默化，形成一種看不見抓不著的精神傳統將源源不斷地向部隊滲透。
韓陌阡在這個例子的最後部分，給了七中隊一個非常有力的存在理由——在我們的軍隊裏，有相當一批土生土長的幹部，他知道什麽是不好的，但他不一定知道什麽是最好的和怎樣才能做得最好，摸著石頭過河，跟著感覺走。學生官呢，新信息接受得多，規範教育接受得多，理論上有體係可循，他們知道什麽是好的，卻一時又不知道不好的根源在哪裏，過於理想化和浪漫化。而某某軍區炮兵預提幹部培訓中隊恰好是處在這兩種文化的邊緣地帶，他們既在傳統軍營文化中浸泡過，又能同改革後的軍官體係接軌，他們既是從士兵中保留下來的最後一批骨幹力量，同時又趕上了知識型的最早一班車，他們既是從訓練場上摸爬滾打出來的，又進入了軍區一級的教導大隊，經過了係統的培訓，我們可以把這種培訓看成是準軍校……甚至是比軍校還要嚴格和實際的強化訓練。可以說他們占盡了天時地利，無論就意誌、體能、技能、智能和管理經驗還是軍人的職業精神，他們都要大大地勝過土生土長的基層幹部，也同樣勝過近幾年的學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