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我們軍訓半個月之後升入大二。在一個悶熱的上午，《政策研究專題》課上，我們討論起生產資料所有製“姓社姓資”的問題。給我們上課的老教授風趣幽默，隻是對政策研究得很少，每次上課總要跟我們講他兒子如何要求上進、媳婦如何孝順公婆、孫子孫女如何聽話等，上完一學期的課，發現記得的隻有他的家常瑣事。我們甚至懷疑，他已經把家族史寫進教學大綱裏了。
不過聽他的課決不會打瞌睡，因為他講得很有趣，教室裏經常哄堂大笑，在這麽嘈雜的環境下要想睡著，實在需要相當大的定力。張晶老師的課就不一樣了，她的《美學基礎》課靜得很，後排同學在睡覺，中間同學在看小說，隻有前麵幾個學生抬頭看著黑板看著老師，其中秦飛異常認真，瞪大了眼珠子聚精會神地看著張晶老師的臉，眼神不時地往下瞄，腦子裏想著汙七八糟的東西，褲襠裏發生著小小的生理反應……張晶老師喜歡說：“張老師告訴大家……”“張老師說……”
在《政策研究專題》課上，我們討論得並不激烈，因為我們還是比較喜歡教授的家常瑣事，想知道他的一大家子最近又有什麽新動態。有一天，我們正在討論時，突然湯帥站起來說：“我覺得沒必要再談論這個問題了。我對戴安娜之死挺感興趣的。”
那年的8月31日，英國王室查爾斯的前妻戴安娜因車禍死於法國巴黎，全世界都為之動容。老教授聽了湯帥的提議竟然毫不動怒，很和藹地說：“那你先開始吧！”
於是對政策的討論迅速轉移到戴安娜身上，我們談到了隱私權，談到了知曉權，又談到了新聞自由。媒體暴力。老教授笑眯眯地聽著，好像在想戴安娜再怎麽好，也比不過他的兒媳婦。
……
如此活靈活現的記述，Aimee卻告訴我都是虛構的，這讓我如何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