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伏法後，嘉慶也繼續下發詔令，逐漸更新乾隆末年弊政。
首先，對於地方之上聲名狼藉的官員，嘉慶逐步展開查辦，比如湖廣地方上貪縱不法，激起民變的湖南布政使鄭源璹、湖廣道員胡齊侖、武昌知府常丹葵等人，雖未必與和珅有所交集，但貪虐形狀屬實，一律革職查辦。和珅另一親信雲貴總督富綱，也在不久後被革職拿問，押解入京。
接下來，嘉慶依從朱珪建議，將議罪銀之製認定為“和珅所創弊政”，有了和珅的名義，那麽廢除議罪銀，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隨後，嘉慶開始下詔求言，聲稱無論官民，均可向軍機大臣或各部院上書，後改為向都察院或步軍統領衙門投書，總之即便是平民百姓，也可以向朝廷陳述所見弊政。而且就理論而言，除非嘉慶親決，否則都察院不得將平民上奏視為“妄誕”之言。（然而，因上奏文書數量眾多，都察院擅自退回平民上奏之事，也依然有例可循。）
同時，對於乾隆朝因詩文著書犯禁的部分犯人家屬，嘉慶亦宣布予以開釋，徐述夔、王錫侯兩家現存家眷，得以回歸鄉裏。在詔書中嘉慶也聲明：“殊不知文字詩句，原可意為軒輊。況此等人犯，生長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澤，已百數十餘年。豈複係懷勝國，而挾仇抵隙者。”一時間民間挾詩文檢舉之事，漸漸無聞。
清除舊弊的同時，嘉慶也厲行節儉，嘉慶四年因大行皇帝梓宮尚未安葬，暫停避暑山莊之行。先前新疆官員奉和珅之命，開鑿大和闐玉送往京城，嘉慶得知此事之後，即令前方官員將大和闐玉棄置。乾隆廟號諡號，此時也已定下，廟稱高宗，諡曰純皇帝，後世諡號有所增益，暫時不表。
對於中外官員，嘉慶進一步進行調整，前線大員宜綿、秦承恩因久戰無功，即行革職拿問。鬆筠回歸中原，暫任陝甘總督，阿桂一力提拔的幹吏吳熊光被授予河南巡撫。在四川以清廉聞名的劉清也被嘉慶委以安撫戰區百姓的重任。前線這時也屢傳戰果，冉文儔、冷天祿等白蓮教領袖均被剿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