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夜阮元便即修書去了嘉興，請李賡芸南下，錢大昕則留在杭州辦理詁經精舍的興辦事宜，浙江名士得知阮元、錢大昕、孫星衍、王昶四大海內名儒，一時齊聚詁經精舍，又廣招人才講學其間，又怎能不為之心動？一時前往浙江，主動願意講學者不計其數，詁經精舍尚未正式開幕，便已匯聚了段玉裁、張鑒、顧廣圻、陳鴻壽、嚴傑等江南兩浙一大批名士在內，看來距離阮元興學之夢的實現，也隻剩下時間問題了。
而李賡芸在嘉興也收到了阮元的來信，同時錢大昕擔心李賡芸為人憨直，竟不從阮元號令，也私下修書一封送到了嘉興，將阮元保薦他升任一事詳加言明。李賡芸看了兩封來信，自是慚愧難當，對阮元的猜疑之心盡去，反倒是覺得阮元有恩於己，便應當加倍還報。所以收信當日，李賡芸便收拾了行裝啟程南下，一到浙江撫院，便向阮元賠罪，希望阮元寬恕他上一年的截船之舉。阮元本也不在意這些，又哪裏會為難於他？不僅沒有一句抱怨之言，反倒力讚他盡心奉公，本就應該得到提拔。隨即，阮元也為李賡芸安排了上座，見他歇息已定，便問起賑災之事來。
“既然中丞誠心相問，下官也定當將下官所知盡數告知中丞。”李賡芸的回答非常誠懇，道：“下官雖在嘉興，卻也知道中丞入浙江主政半年，已經頗有作為，想來中丞對這賑災之事也不致一無所知。下官隻說下官所見，督撫大員所難及之事，下官大抵清楚，眼下受災最重的三個府，知府尚屬清廉，不至於在他們這一級克扣賑糧。但到了知縣，乃至縣吏這裏，私行克扣之事，便屢見不鮮了。”
“這賑糧發放，最難之處，在於上位者往往不知分發之數，隻知發放了事，既然已經放糧，自己便是有功，至於百姓是否得到賑糧充饑，他們有時便不管不問，即便問了，有這許多縣吏從中作梗，他們往往也不清楚。同時，需要施賑的百姓，也往往不知自己應該分發到多少糧食，有時日受一餐，便以為是朝廷盡了賑災之責，卻不知賑災之時，受災最重之人，每日本該日受兩餐。有此‘上不知，下不知’二事，縣吏便極易從中克扣賑糧，對上，便言糧食已經分發，對下，則言每日放賑止有此數，甚至有些百姓，尚未得知官府放賑，便已經餓死了。另外百姓之中，亦有發放不均之事，有時一些中產之民，明明家有餘糧，尚能生存，卻為了節省自家糧食，冒充貧民前來接受賑濟。可另一方麵，有些貧民的口糧，卻也因此被奪了，進而得不到賑糧。如此說來，這官、吏、民三處，卻都要詳加籌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