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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八，在攻破東京城四個月零三天以後，金軍開始全麵地撤退。
首先由於天時和地理的原因，那年三月中東京已出現初夏的氣候，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室韋人大都不服南方的水土。再加上“大戰以後，必有大疫”，溫暖起來的天氣為瘟疫流行創造條件，病倒者日多，有時一天內死亡了一二百人，十天八天下來就是一場中等規模戰役的陣亡人數。不能長此下去。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人事上的原因，一座繁榮富足的東京城早被“刮”幹“刮”空，雞肋不再值得留戀。何況，既有掠奪，就有分贓。現在無論在上京會寧府的皇帝、貴族，無論在前線的大將和各級軍官、猛安、謀克等都迫不及待地要想分得一杯羹，撤兵之舉，勢在必行，誰也阻止不住了。
當時在東京的偽楚政權根本沒有站穩腳跟，兩河抗金部隊仍然活躍非常，特別是已經開府稱大元帥的康王趙構，乃趙氏近支皇族中唯一的孑遺，憑著太上皇之嫡子、淵聖之親弟這雙重資格擁有較大的號召力。金軍逗留在東京時期隻派出少數部隊鞏固四圍，隻要不威脅東京的安全，就不積極出擊。康王的勢力並未遭受打擊。總之，金軍尚未做好必要的善後工作，甚至也沒有進一步考慮今後的發展趨勢，就匆忙草率地下令撤軍。
其中斡離不是反對撤軍的。
城破之初，斡離不堅決主張“和平入城”，規定了一係列的措施和政策。結果，隻有在奸偽幫助下搜刮物資，獲得絕大的成果，這一項算是成功的。此外，他主觀希望的收拾人心，盡量減少破壞，減少宋朝方麵軍民的敵愾心，保留一個乖乖聽話的趙氏以有利於今後推行綏靖政策的多項政治目的都落了空。他終於明白，在舉國上下都希望撤兵分肥的大勢之下，他個人的遠見無法與之抗衡。後來他自己也成為撤兵的積極派，率軍取道河北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