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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太原、真定河東北兩大重鎮淪陷前後，金軍方首腦們舉行的平定州軍事會議中，粘罕就樂觀地提出先取東京，東京到手後，兩河各州縣自然歸我所有的估計。不出三個月，東京果被攻破，但兩河州縣自然歸我的估計，卻未成事實。粘罕能夠正確地估計到東京城守的脆弱性，卻沒有充分估計到兩河軍民及愛國官員的堅韌性。他們不以京城失守，甚至朝廷覆亡而改變其初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為愈為”，這兩句話雖為南宋末年人所說，但這種思想貫徹於每個愛國者的心裏。不管敵人多麽凶，不管自身的處境怎樣困難，隻要一息尚存，就得為挽救這個國家、保衛這一片幹淨土奮鬥至死。這是包括各族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得以彪炳史冊、曆久彌新的最有力的保證。金軍要完全征服兩河之地，永遠做不到，即使僅僅在軍事上占有它，那也需要幾年的時間。
第一次宋金戰爭中，金人已揚言要割兩河的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後來又擴大到黃河以北全部土地給它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在曆次議和談判中，以及它占領東京後，一再脅迫宋朝派出一批批的“割地使”到兩河各地堅守不屈的城池中，去說服勸解守城將士放下武器投降。
在金酋條紋疏淺的大腦組織中，以為割地使都是齎著趙官家的文字，前去勸降的。既然趙官家已同意割讓這個土地，地方將士還有什麽理由堅持反抗。他們的想法錯了！守城將士的大腦組織，要比金酋複雜深刻得多。他們析義甚精，推理得當。首先他們是為大宋朝（事實上也包括中華民族）守此一片土，而不光為了官家本人。要不要堅守下去，並不根據官家個人的意誌。再則，他們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些割地之命，即使不是矯詔，也出於金人的威脅和奸臣們的慫恿熒惑，並非官家本人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