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活至少有一個方麵像極了電影。主演陣容由家人和朋友構成。配角由鄰居、同事、老師和日常見麵的熟人來充當。還有其他客串演員：超市裏笑容甜美的收銀員，當地酒館裏友善的酒保，還有你在健身房裏一周三天一起健身的夥伴。然後就是成千上萬的臨時演員——那些人就像水流過篩子一樣從我們的生命裏經過，隻打過一次照麵，然後再不相見。在巴諾書店裏看漫畫小說的少年，你必須側身擠著過去（小聲說句“借過一下”）才能到雜誌專區；旁邊車道上，那個趁著紅燈停車趕緊補一下唇彩的女人；你在路邊餐廳吃個快餐，旁邊那個為小寶寶擦掉臉上雪糕的母親；棒球賽上賣了包花生米給你的小販。
但有時候，有這麽個人，他歸不進上麵任何類別，卻走進了你的生命。這就是打牌時偶爾抽到的大小王，往往在危急關頭才出現。在電影裏，這類角色被稱為“第五先生”或“促變者”。他在電影裏出場的時候，你知道他絕對是編劇有意安排的。但誰是我們生活的編劇？是命運還是巧合？我多麽情願相信是後者。我發自內心出自靈魂都希望是這樣。當我想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的“第五先生”、我的“促變者”、我命中的劫，我不願相信他在我生命中的出現跟命運有任何關係。因為這就表示所有這一切——這些恐怖事件——都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根本不存在光明，我們對光明的信仰隻是一種愚蠢的妄念。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就是活在黑暗之中，像活在地穴裏的動物，或是藏在小丘之中的螞蟻。
而且我們身邊還有別的存在。
在我六歲生日時，克萊爾送了我一套玩具士兵。1962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我正排兵布陣謀劃一場重大戰役。
我來自一個大家庭——四個男孩兒、一個女孩兒——我是家裏最小的一個，總能收到很多禮物。克萊爾送的禮物一直是最棒的。或許因為她是老大，或許因為她是家裏唯一的女孩兒，或者兩方麵原因都有。不過那些年裏所有她送我的寶貝禮物中，那支軍隊是最棒的，完勝其他禮物。有200個綠色塑料士兵，有的持步槍，有的持機槍，有12個士兵焊到了像管子一樣的東西上（她說那些是迫擊炮）。還有8輛卡車和12輛吉普。這套士兵最酷的地方就是那個包裝盒了，那是一個用硬紙殼做的軍用小型手提箱，塗著黃綠色迷彩漆，正麵印著“美國軍方財產”字樣。下麵是克萊爾自己印的：傑米·莫頓，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