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斯牧師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那次上台布道。在互聯網上一下就能查到，因為我有個“記憶地標”：那是感恩節前的星期天。一周後他就從我們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獨自離去。帕齊和莫裏——青少年團契的孩子們都管他叫“小跟班”莫裏——那時已經不在了。那輛自動擋老爺車也不在了。
從初次見到太平湖到駭人的布道之間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過下筆之前，我也以為自己記得甚少。畢竟說回來，有多少人能記得自己六歲到九歲之間發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寫作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打開之前被蓋住的記憶深井。
我覺得我簡直可以把原先想寫的放在一邊，光是那些年和那個世界就足夠我寫滿一本書，而且是一本不小的書，那個世界跟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樣了。我能記起我的母親穿著睡裙站在熨衣板前，在清晨的陽光下明豔不可方物。我能記起我那件鬆鬆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欖綠，還有在哈利家的池塘裏跟哥哥們一起遊泳。我們老說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糞，不過其實隻是泥巴（很可能隻是泥巴）。我能記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隻有一間教室的西哈洛學校中度過，穿著冬裝坐在“識字角”，努力讓那傻兮兮的迪基·奧斯古德學會拚寫“長頸鹿”這個詞。我甚至還記得他說：“為、為、為什麽要我學、學、學寫我永遠不可能見到的東西？”
我能記起那一條條的土路像蜘蛛網一樣在我們的鎮上交錯縱橫，記得在嚴寒4月天的課間時分在操場上打彈珠，記得我躺在**，禱告完畢等待入睡時，風在鬆林間發出的聲響。我能記起我的父親手持扳手從車庫走出來，那頂“莫頓燃油”帽子在前額上壓得很低，血從他滿是油汙的指關節滲出來。我能記起看肯·麥肯齊在《強力90秀》上介紹大力水手卜派，記得克萊爾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時候，霸占我的電視去看《美國舞台》，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麽。我記得落日就像父親指關節上的血那麽紅，現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