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不是一般人。
當他還是小商人的時候，想著要做大商人；當他是大商人的時候，想著要當大官；當他已經是大官的時候，他便開始考慮身後之事了。
所謂身後之事，不是給子孫留多少財產——當然，如果嬴政是他兒子，這個問題就另當別論——而是在曆史上書寫重墨的一筆。
呂不韋最大的野心，是超越諸子百家的門戶之見，編著一本“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百科全書，名字就叫《呂氏春秋》。
這在當時是前無來者的大事。之所以原來沒人做，不是因為別人不如呂不韋讀的書多，也不是因為別人不如呂不韋的見識廣，而是因為別人的條件不如呂不韋好。
隻有在秦國這種強大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都發展到一定水平，再加上主事者具備掌握國家命脈的權力，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去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才有可能動手編撰《呂氏春秋》這樣的皇皇巨著。
呂不韋最初有編這本書的想法，主要是受到荀況的刺激。《史記》記載，當時諸侯多辯士，像荀況這樣的人，著書立說，四海皆知。呂不韋認為，荀況不過是通一家之言，就能獲得如此鼎盛的名聲；而他手下門客三千，其中不乏飽學之士，為什麽不能在“立言”這方麵超過荀況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秦國現在兵強馬壯，吞滅天下隻是遲早的事。呂不韋認識到：“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也就是後人常說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力，坐天下則需要更為強大的思想武器。當時諸子百家爭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攻訐，但同時也表現出一種融合的趨勢。比如說，荀況的儒家學說，其實就融合了陰陽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因而能夠風行一時，成為顯學。呂不韋從中受到啟發，對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就奉為圭臬的法家思想進行了反思，認為應該博采眾長，加以融會貫通，從而消除各家的紛爭，建成一套統一的理論。因此，他命令門客“人人著所聞”，把自己知道的知識都寫下來，再進行編輯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