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滿十七歲時，我的雙親決定讓我進入因格施塔特大學[1]就讀。在此之前，我讀的是日內瓦學校，但家父認為我應該接觸祖國之外的風俗民情，我的教育才算完整。因此我動身的日期定在不久之後，但在啟程之日到來之前，我便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個不幸——預示了我悲慘的未來。伊麗莎白得了猩紅熱，她病得很重，性命垂危。她生病期間，我們屢次勸母親別親自照顧她。她起先同意我們的懇求，但她一聽到她最疼愛的孩子性命堪憂，就再也無法克製焦慮。她在伊麗莎白的病榻旁照料；她無微不至的照料戰勝了這惡毒的疾病——伊麗莎白活了下來，但這考慮不周的做法卻害了救她的人。照顧她的第三天，家母病了。她發著高燒，而且出現令人擔憂的症狀，照護人員臉上的神情預告了最糟的結果。即使臨死前，這位善良的婦人依然堅毅慈祥。她讓我和伊麗莎白牽起手。
“我的孩子，”她說，“我對未來幸福的希望，全寄托於你們的結合。現在這個期待將成為你們父親的慰藉。親愛的伊麗莎白，你得為我幼小的孩子擔起母職。唉！真可惜我將被迫離開你們；我一直快樂幸福，真舍不得離開你們！但我不該這麽想，我會盡量愉快地接受死亡，期待和你們在另一個世界相會。”
她平靜地死去，遺容依然帶著慈愛。無法挽回的憾事斬斷了最親密的羈絆，我用不著描述深受其苦的人心裏的感覺、靈魂的空虛，以及表情中的絕望。我們一向與她朝夕相伴，她仿佛我們的一部分，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說服自己，她永遠不會回來了——那雙我們摯愛的雙眼中的光輝已經熄滅，熟悉而親昵的聲音沉默了，再也無緣聽見。這是最初那段日子的感受。隨著時間過去，明白了憾事確實發生，真正的哀痛才開始。然而，有誰的摯愛能完全逃過那雙殘暴的手？我何必敘述所有人都曾經曆，也必將經曆的悲傷？哀痛終將不再是必需的，而成為一種沉溺；嘴邊縈繞的微笑雖然可能顯得不敬，卻不會完全消失。家母過世了，但我們還有必須完成的責任。我們必須和其他人繼續我們的人生，慶幸自己沒被死亡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