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耳（Jean Henri Fabre1823-1914）的少年生活，在他的一篇《愛昆蟲的小孩》中說的很清楚，他的學業完全是獨習得來的。他在鄉間學校裏當理化隨後是博物的教師，過了一世貧困的生活。他的特別的研究後來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沒有好處，反造成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為他的博物講義太有趣味，都妒忌他，叫他做“蒼蠅”，又運動他的房東，是兩個老姑娘，說他的講義裏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趕了出去。許多學者又非難他的著作太淺顯了，缺少科學的價值。法布耳在《荒地》一篇論文裏說，“別的人非難我的文體，以為沒有教室裏的莊嚴，不，還不如說是幹燥。他們恐怕一頁書讀了不疲倦的，未必含著真理。據他們說，我們的說話要晦澀，這才算是思想深奧。你們都來，你們帶刺者，你們蓄翼著甲者，都來幫助我，替我作見證。告訴他們，我的對於你們的密切的交情，觀察的忍耐，記錄的仔細。你們的證據是一致的：是的，我的書冊，雖然不曾滿裝著空虛的方式與博學的胡謅，卻是觀察得來的事實之精確的敘述，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凡想去考查你們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對著反對他的人們說，“倘若我為了學者，哲學家，將來想去解決本能這個難問題的人而著述，我也為了而且特別為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們愛那自然史，這就是你們使得他們如此厭惡的；因此，我一麵仍舊嚴密的守著真實，卻不用你們的那科學的散文，因為那種文章有時似乎是從伊羅瓜族注一的方言借用來的！”我們固然不能菲薄純學術的文體，但讀了他的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愛之意了。
小孩子沒有不愛生物的。幼時玩弄小動物，隨後翻閱《花鏡》，《格致鏡原》和《事類賦》等書找尋故事，至今還約略記得。見到這個布羅凡斯（Provence）的科學的詩人的著作，不禁引起舊事，羨慕有這樣好書看的別國的少年，也希望中國有人來做這翻譯編纂的事業，即使在現在的混亂穢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