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呢，就是因為曹操及其不尊重儒學，從而導致了曆史上他嫁女兒，很多人都隻是注重一點，就是曹操要掌控皇帝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曹操曆史上可沒少得罪儒家。
曹操對儒家核心價值觀的破壞莫過於“唯才是舉”令的數次發布，在《司馬懿與曹魏政治》一文中指出，“曹操雖然以黃老刑名法術治國。
頒布過三道與儒家道德針鋒相對的選舉令，宣布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但他仍認為這隻是戰亂形勢下的權宜之計，一俟政局穩定，仍需以儒術為治國之本”。
曹操的“唯才是舉”令分別發布於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
也就是說，曹操在八年的時間裏，連續下了三次“唯才是舉”令，而且措辭一次比一次給人以緊迫感。
第一次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日：“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嚐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間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很多人都將注意力放在了這段材料的後半部分，即“若必廉士而後可用……”
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換言之，之所以要不拘一格取人才，是出於平定天下的現實需要，曹操欲完成統一大業的急迫心情躍然紙上。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曹操發布令日：“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