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戰時，陳琳的伐曹檄文所說：‘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反映的是儒家豪族對曹操重法術的看法，好法術可以說是曹操鄙棄儒術的一種必然結果。
可見，以重刑罰為特色的社會治理雖然不過是曹操在漢末重建統一社會秩序中的一個主要手段並被名士郭嘉看作是“治勝”之表現者，卻不可避免地顯示出了很大程度上對儒家思想的“叛逆。
此外，嚴格推行節儉可以說是曹操施政中與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相衝突的又一行為。
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崇尚奢華生活，主張錦衣玉食、鼎食鍾鳴和曼妙歌舞，因此在兩漢特別是東漢，奢華生活幾乎成為貴族社會普遍習俗。
而這種習俗到東漢後期是愈演愈烈，至於“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
曹操執政後對此予以大力糾正，不但身行節約，還以崔琰、毛玠“典選舉”，在官吏間普遍推行節儉之風，由此扭轉奢華風習的同時，也帶來了國家經濟實力的恢複和發展。
但曹操所為與兩漢以來的儒家思想重禮所崇尚的豪奢生活理念相違背，且在政策執行中又稍顯矯枉過正，所以不但丞相掾和洽諫說：“……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
而一些貴族士大夫也並沒有完全依照執行，可見，曹操的節儉思想是為漢末儒學士大夫所排斥和反對的。
在他們眼裏，曹操對節儉政策的嚴格推行無疑是反儒家思想的，因而曹丕執政後，曹操的那種嚴格節儉思想便在儒學世家大族施治思想裏漸消解於無形。
總之，在承襲兩漢社會思想下，漢末崛起的曹操一生政治作為中既表現出有源於社會思想意識、政治理論和本身文化修養等方麵的對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