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從安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個賓館的大堂經理，西裝革履站在有空調的大廳裏迎接客人。
這和他現在的職業相去甚遠。要不是父親從小就把他當做接班人，並不惜采用強製措施，沒準人們認識李從安，更多的是從商業雜誌的封麵上。
他很小的時候就被帶進了刑警隊玩耍，那時候，父親還沒有調入公安大學，作為公安係統在本市有名的硬漢，提起李父的名字，幾乎真的可以說令犯罪分子聞風喪膽。
然而這一點並沒有被李從安很好地繼承，按照李父的說法，“我兒子偏文”。就算在煙霧繚繞的刑警隊，伴隨著形形色色的罵娘聲中熏陶長大，但一直到了很後來他都沒有一個“警察的樣子。”
他被人更多地稱之為“學者刑警”。這是相對於那些格鬥擒拿、身懷絕技的人士而言。當李父看到兒子在公安大學所有體能測試，剛剛及格掛個零之後，差點失去了信心。沒想到李從安後來卻從審訊心理學突破，不僅成績優秀，且頗有建樹，彌補了在其他方麵的不足。
這是一個典型的子承父業的發展脈絡。如果沒有李父這層關係，並在背後不厭其煩地支持，還沒等到李從安學以致用，在業務上顯山露水，沒準就已經被淘汰了。
一開始，李從安並不理解父親為什麽一定要像封建專製者那樣安排自己的前途。以李從安的條件，滿可以找一份穩定舒心的工作，戀愛結婚，生兒育女，而不是現在滿身屍臭味地和這個世界上最變態的殺人重刑犯打交道，直到他二十一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那時他剛進刑警隊，業務上不熟練，經常做些“留守”的瑣事。其他同事，受命抓捕逃到我市來的一個全國通緝犯。追捕工作一共進行七天七夜，最後發現通輯犯躲進了一所民宅。李從安沒有出現場，在公安局，遇到了來找大劉的一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