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一查，向哥本哈根市政廳匿名舉報的信件出人意料地多。市政廳的工作人員按要求送來符合條件的案子，桌子上摞起了一座座小山。看著文件越摞越高，赫斯有點兒擔心這是不是個明智的決定。但既然尼蘭德不同意再次詢問羅莎•哈通，他們現在也沒有什麽別的可做，隻能先選個方向開始調查。比起看紙質文件，圖琳更喜歡去開放式辦公室，在她的宏碁筆記本上看電子版卷宗。赫斯待在會議室裏，坐下來一頁頁地翻著文件，有些文件剛剛打印出來，紙還是熱的。
赫斯的調查方法很簡單，他打開每一個案子的文件，快速瀏覽一遍匿名信的內容，如果信看起來和謀殺案沒什麽關係，就塞到左邊那一堆；要是看起來有關係，或是裏邊的內容一會兒還要再著重看一眼，就放到右邊那堆。
但赫斯很快就發現這種粗略的分類法，實行起來比他想象中要難。所有的文件都對被舉報的母親表現出相似的憤怒，舉報人通常都是在怒火中燒時寫的信，和前兩個受害人的舉報信如出一轍。有些舉報人的身份在字裏行間明顯地暴露了出來，女人的前夫、孩子的姑姑或是奶奶，他們都覺得有必要寄封匿名信，去數落孩子媽媽的過失。但他也不敢肯定，於是他右邊的文件堆越摞越高。信件的內容足夠駭人聽聞，那些孩子就生活在信中描寫的人間煉獄中—他們可能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為他看的這些文件裏的指控都被駁回了，少兒服務中心得一件件地調查這些指控。雖然舉報信很多，但亨寧•洛布仍然難辭其咎。不過赫斯能理解這位社會工作者為什麽說話那麽憤世嫉俗了，畢竟這些舉報信的動機通常都不是從孩子自身的利益出發的。
赫斯看了過去六個月裏四十多份要求政府介入的匿名舉報，他對此十分厭倦。這比他之前想象的要費時得多，來回翻閱比較原來那兩封信，讓這項工作耗時更久，他已經花了快兩個小時。更糟糕的是，從理論上講，這些信有可能都出自凶手之手，但他還沒發現哪封信也用了“自私的婊子”或是“應該多了解了解孩子”這類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