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隊長從抽屜裏拿出一個文件夾，將剛讀過的那封信塞進了文件夾裏，又從裏麵抽出一張已經泛黃的信紙。
“外麵總說我們警察辦案無能，這麽多年了那起午夜紅裙案還是破不了。其實你也知道，以前雖然很多案子的作案手法十分拙劣，但當年的刑偵技術有限，線索都要靠走訪來收集，不像現在這樣到處都是攝像頭，而且那會兒各行政係統還沒聯網，實名製也沒實行，一旦找不到目擊證人，那就很可能會變成懸案。
“有關午夜紅裙案的所有線索我一直都放在抽屜裏麵，時常拿出來看一眼，想一想有沒有什麽疏漏的地方，輿論隻看重結果，並不在乎我們到底有沒有在努力追查。”黃隊長將那張信紙遞給石予白後說道。
石予白接過信紙點了點頭，黃隊長說的道理他深有體會。對社會事件進行思考需要冷靜客觀，但輿論會煽動情緒，被極端的情緒裹挾的人們喪失了冷靜和客觀，而這些不冷靜的人會製造更洶湧的浪潮，將輿論推得更高。午夜紅裙案中，警方和劉曉莉都是被輿論吞噬的受害者。
“信是十一年前李莉寫給劉曉莉的，附在裝生日禮物的盒子裏。”黃隊長說明道。
石予白小心翼翼地將對折的信紙展開，讀了起來。
曉莉，生日快樂！我送的裙子你喜歡嗎？你中意紅色，我逛了好久才找到這條裙子，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我一直有些話想和你說，但麵對麵的時候又羞於啟齒，所以幹脆寫了封信，你不要笑我臉皮薄，也別笑我用這麽古老的溝通方式。
我沒有告訴過你，其實我一開始並不喜歡女人，認識你之前，我交過兩個半男朋友。
我出生在陝西銅川市管轄的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裏，那個小山村的曆史上隻出過兩個大學生—我和比我小了三天的堂妹。我考上了西南石油大學的法律係，堂妹考上了黑龍江中醫藥大學護理學係。她的家裏因為湊不齊學費，沒有讓她去念，而我母親借遍了家裏的親戚，還賣了家裏一半的地送我去了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