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道：“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真是一語破的，一下子就說到了點子上。陳先生這樣說，是完全有根據的。他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選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眾，迄無評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欲有所致力，而憑借末由也。”
陳先生這篇文章寫於1930年，他對當時中國敦煌學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論述具體而求實，用不著再作什麽解釋與論證。我隻想補充一點：從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國政局極端混亂，改朝換代，軍閥混亂，中國學者哪裏有餘裕，有財力和精力，來“預流”呢？僅有三數人的著作能進入學術之林，已不算少。我們今天要真誠地感謝這三數位學者，他們給中國爭得了榮譽。
從1930年以後，中國政局又連續不斷動**不安。日寇侵華，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來了“解放”；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改“惡”了。把知識分子，特別是年紀老的，幾乎一股腦兒趕入封、資、修的隊伍中，天天在你耳根邊口中念念有詞，攪得你三魂躁動，七魄不安，把中國從沒有的，從西方天主教和耶穌教借來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時時鬥私，哪裏有餘暇來研究學問。而敦煌那一些經卷都屬於“四舊”範疇，是鏟除的對象，而絕不是研究的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欲求中國學者對國際顯學敦煌學作出什麽貢獻，豈非是南轅北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