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沒有什麽名作。但是當人民日報出版社的同誌向我提出要讓我在《名人名家書係》中占一席地時，我卻立即應允了。原因十分簡單明了，誰同冰心、巴金、蕭乾等我的或師或友的當代中國文壇的幾位元老並列而不感到光榮與快樂呢？何況我又是一個俗人，我不願矯情說謊。
我畢生舞筆弄墨，所謂“文章”，包括散文、雜感在內，當然寫了不少。語雲：“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自己的東西是好是壞，我當然會有所反思；但我從不評論，怕自己迷了心竅，說不出什麽符合實際的道道來。別人的評論，我當然注意；但也並不在意。我不願意像外國某一個哲人所說的那樣“讓別人在自己腦袋裏跑馬”。我隻有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那就是：寫文章必須說真話，不說假話。上麵提到的那三位師友之所以享有極高的威望，之所以讓我佩服，不就在於他們敢說真話嗎？我在這裏用了一個“敢”字，這是“畫龍點睛”之筆。因為，說真話是要有一點勇氣的，有時甚至需要極大的勇氣。古今中外，由於敢說真話而遭到厄運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數還算少嗎？然而，曆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為人所欽仰頌揚的作家或非作家無一不是敢說真話的人。說假話者其中也不能說沒有，他們隻能做反麵教員，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隻說真話，還不能就成為一個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這有點像我們常說的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問題。我說“有點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說真話離不開思想，但思想有深淺之別，有高下之別。思想浮淺而低下，即使是真話，也不能感動人。思想必須是深而高，再濟之以文采，這樣才能感動人，影響人。我在這裏特別強調文采，因為，不管思想多麽高深，多麽正確，多麽放之四海而皆準，多麽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為文學作品，這一點大家都會承認的。近幾年來，我常發一種怪論：談論文藝的準則，應該把藝術性放在第一位。上麵講的那些話，就是我的“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