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在清人所分的三門學問：義理、辭章、考據中，我最不擅長、最不喜歡的是義理，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所謂“哲學”。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不多的，我隻不過覺得義理這玩意兒太玄秘，太抽象，恍兮惚兮，其中無象，頗有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味道。為稟賦所限，我喜歡能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打實的東西，那種有一千個哲學家就有一千條真理的情況，我的腦筋跟不上。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到了耄耋之年，竟然“老年忽發少年狂”，侈談起了東方文化，談起了東西方文化的同與異。實際上，這都是屬於義理的範疇內的東西，為我以前所不敢談、所不願談者。個中原因，頗有可得而言之者。
我雖然專門從事語言考證以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但必然會與文化現象有所接觸。久而久之，我逐漸隱約感到東方文化確有其特點，東西文化確有其差異之處。適在這同時，我讀到了錢賓四（穆）先生的生平最後的一篇文章，我頓有所悟，立即寫成了一篇文章《“天人合一”新解》，就發表在本刊上。這篇頓悟之作，頗受到學術界（中外皆有）的關注。同時我又進一步閱讀和思考，又寫成了《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這時我對東西文化不同之處認得更具體更深入了。而閱讀的結果也越來越多地證實了自己的想法。例子太多，不能多舉。我隻舉兩個，以概其餘。一個是古代的而且是外國的，這就是法國學者（原伊朗裔）阿裏·瑪紮海裏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這裏麵講到，在伊斯蘭運動初期，在阿拉伯和波斯（今伊朗）一帶，流傳著一種說法：希臘人有一隻眼睛，而中國人則有兩隻眼睛。希臘人隻有理論，而中國人有技術。中國人有技術，此話不假。但如果說中國沒有理論，則不符事實。這且不去講他。古希臘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國則是東方文化的代表。阿拉伯和波斯一帶的人，在那樣早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了東西文化的差異，真不能不令人欽佩其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