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誌”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注釋家的注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誌”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誌”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隻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蘊含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注重辭令修飾，講什麽言之無文，行之不達。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以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為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毀譽參半。我在這裏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