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什麽而活？這個問題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卻困擾著我，令我迷茫、沮喪，甚至喪失理智。
我毫無理智地生活了六年，直到結婚。這期間我出了國，在歐洲生活了一段時間，與當地的學者和進步人士有了一定的接觸，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我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為此更加堅定了這個信仰。
我，以及那些經曆了同時代教育的人，我們身上都會出現這種信仰的最普通形式，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進步”。當時我覺得這個詞含義深邃，我還不能悟透全部含義。
我對另一個問題——我應該怎樣更好地生活——也頗感困惑，我相信這個問題也同樣困惑著每一個人。
“追求進步的生活”，如果這可以算作答案，那就無異於對一位在小船上隨波逐流、不知道何去何從的人說“隨遇而安”，差不多都是答非所問。
那時的我認識還不這麽深邃，隻偶爾不理智地、生氣地全盤反對這個迷信的時代。人們不理解生活，卻往往用迷信來掩蓋，但我從巴黎的一次死刑之中，看到了對社會進步的迷信也有點兒站不住腳[在俄國農奴製改革前夕，憂國憂民的托爾斯泰前往法國、瑞士、德國等西歐國家，期望找到改進社會的方案。但是，在巴黎逗留期間，托爾斯泰目睹了在廣場進行的殘酷死刑，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對這一切深感失望。]。一個人被殺了頭，屍體被粗暴地扔到棺材裏，對於這個過程正常的理智是不能理解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體會。不管哪種自以為合理進步的理論，都不能為這種暴行進行開脫和辯解。
雖然死刑古已有之，並且有各種理論提供支撐，但我認為死刑並非好的刑罰，沒有存在的必要。總之，唯有自己的身心才是評判善惡的標準，而不是他人的言行，也不取決於社會的進步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