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是就寢的時間了，等他們明天早晨一覺醒來，就能看到陸地。麥克菲爾醫生點燃了煙鬥，身子倚在船欄上，在天空中尋找著南十字星星座。他在前線待了兩年，一處早該愈合的傷口，竟遲遲不能愈合，他很樂意在阿皮亞安安靜靜地至少住上一年，甚至就是在當下的旅途中，他已經覺得好了許多。因為有些旅客第二天要在帕果帕果下船，晚上他們跳了一會兒舞，至今他的耳朵裏還敲打著自動鋼琴刺耳的鍵音。甲板上終於安靜下來了。不遠處，他看見自己的妻子正和戴維森兩口子坐在長椅上聊天，他走了過去，在燈光裏坐下來，脫掉了帽子。他長著一頭深色的紅發，頭頂有一塊已經光禿禿的了，紅潤而布滿斑癬的皮膚輝映在紅發之間；他年已四十，瘦骨嶙峋，一張幹癟的臉，刻板而迂腐；說起話來，滿口蘇格蘭腔，聲調徐緩低沉。
麥克菲爾一家和海外傳教士戴維森一家之間產生了一種旅途中的情誼，這種友誼與其說是由於任何共同的愛好，倒不如說是由於氣質上的相似。他們主要的共同點是看不慣那些白天黑夜都在吸煙室裏玩撲克或橋牌以及酗酒的人們。麥克菲爾夫人一想到他們夫妻倆居然成為戴維森家在船上唯一願意交往的人，就不免有些受寵若驚，甚至醫生本人，雖然有些靦腆卻並不愚笨，也隱隱約約意識到了這種禮遇。隻是由於他秉性好辯，因此夜晚在他們那間艙房裏，他總要對傳教士那兩口子吹毛求疵一番。
“戴維森夫人說，要是沒有我們，她簡直不知道怎樣度過他們的旅程，”麥克菲爾夫人說，一麵麻利地收拾著她的假發，“她說在船上這夥人中間，隻有我們倆才是他們願意結交的。”
“我並不以為一個海外傳教士是什麽大人物，居然擺出這副臭架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