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兩三點鍾，哈爾濱至上海的一趟火車進站。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被人流裹著，步子虛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熱，三十四度左右。這年輕人穿件哢嘰布的、舊的、在洗染店染過的、黑色而又變灰了的學生製服。一條嶄新的、褲線筆直的“的卡”褲子，藍色的，太長，折起一寸有餘。一雙半新的網球鞋。頭戴一頂嶄新單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網兜，裏麵兜著一個新臉盆、牙具什麽的。
他避開人流，有些發蒙，不知該往哪兒去。
他像東北農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書一類。更具體說，像《豔陽天》中的“馬立本”。連“馬立本”那點土瀟灑也沒有，模樣遲鈍。
雖然是“文革”時期，講究穿著的上海人還是比全國其他大城市的人們明顯地穿得雅致。他有些自慚其“土”。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滿大街的女人盡數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應朝什麽地方看才算個正經的年輕人。
從他眼前走過的女人們，卻並不注意他。偶有一兩個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覺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慚，更害羞。沒有一個男人像他似的頭上戴著頂嶄新的單帽。撐帽紙板還保留在帽子裏，未丟掉是為了帽臉兒顯得更陡，給自己增添點精神。
他不由得將帽子摘了下來，塞進手提兜裏。可是想到自己一個多月前剃禿頭，頭發生出還不足半寸，一定更傻裏傻氣，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撐帽紙板折壞了，隻好扔了。單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麽像樣。
他有幾分沮喪。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輕人們知道我隨身帶著一份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入學通知書，他們肯定會非常羨慕甚至可能嫉妒我這個“東北土老帽”的。那年頭“工農兵學員”正吃香，複旦又是國內名牌大學。我家祖墳大冒紅煙紫氣！